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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小国都得讲正义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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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小国都得讲正义的

 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,“不同”是常态,故也毋庸讳言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异。无论大国的逻辑还是小国的逻辑,只要是正义而自洽的,都无可指摘。

  昨天应邀参加日内瓦大学举办的欢迎晚宴,因为是为数不多的几张中国面孔之一,所以很“不幸”地成为来自各个院系的同事们攀谈的“焦点”。类似的场合以往曾多次遇到,已不足为奇;而欧洲友人们提出的问题,也几乎是千篇一律的。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:普通的中国人对×××(一般是某一小国或某一距离中国较为遥远的事件)怎么看待。

  这不,一位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教授整个晚上都不断对我提问: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?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?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总统大选?我费了很多口舌给他解释,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都比较辛苦,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分别对这些问题形成观点。他对此并不满意,且问题越来越多,整个人也越来越兴奋。最后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了自己的动机:他从未去过中国,因此他始终很好奇,对于中国这样一个“像宇宙一样”(他的原话)的大国来说,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所谓“小国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此外,他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,他到现在都“无法想象”一个billion(十亿)到底是什么概念。

 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小事。十年前我在另一个欧洲小国丹麦学习,教文学史课的教授在讲安徒生时,曾特别兴奋地说:“你们知道吗,中国有一位翻译家,为了翻译安徒生童话,特意学了丹麦语(他指的是著名翻译家叶君健)!中国,那样的一个大国,居然也有人学习我们的语言!”他的语气中绝没有恭维的意思,而是一种由衷的惊讶,感慨于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之间这种奇妙的化学作用。这件事,与我在晚宴上的“遭遇”,似有异曲同工之趣。

  中国显然是国际领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,因此外国人对中国产生兴趣再正常不过。有条件和能力从事国际交流事务的学者,似也有责任力求客观地将关于中国的事实呈现给感兴趣的友人。但与这位国际政治教授的交流,倒是让我对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思索,那就是作为“大国”的中国,和很多作为“小国”的国家,其国民可能由于社会体量和人口规模的不同,而拥有不尽相同的世界观。

  对于中国人而言,“十四亿人口”或许是思考和判断很多问题的必需维度;但对于人口只有几百万的欧洲国家来说,这个数字超出了其对“人口”这一概念的常规理解,而成为一片认知的“盲区”。同理,历来在世界格局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大国,也往往令其国民产生“心系天下”的视野和观念,所以与“小国”人相比,来自“大国”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对各种各样的事务拥有更鲜明的观点和立场。

 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,“不同”是常态,故也毋庸讳言中国人与欧洲人在思维方式上的显著差异。无论大国的逻辑还是小国的逻辑,只要是正义而自洽的,都无可指摘。但在很多时候,文化交流往往伴随着某种由含混导致的误解。总会有人期望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他人,这就会演变成一种沙文主义,带来交流的障碍。明白这一点,对于想做负责任的“大国国民”的我们来说,尤其重要。

  此次安卡拉发生的爆炸事件是近些年来罕见的暴恐事件,但是考虑到土耳其当前国内外政治现实,此次爆炸事件的影响恐怕仍然有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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